还我们安溪人堂堂正正、高大的形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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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书记愤懑喊出：“还我们安溪人堂堂正正、高大的形象！”
1.破解安溪短信诈骗利益链
一夜之间，全县数十个自动取款机全部停用。
这并非为维护线路，也不是银行缺少现金，而是打击“短信－银行卡”诈骗的手段之一，自2006年3月开始实施。在安溪——这个地处福建东南的山区县城里，此类骗术一度泛滥成灾。
“我们很委屈。”6月11曰，安溪县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对本报记者说。陪同的一位警官更是感慨，“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，而且永无尽头”。他用无奈来形容自己两年来一线作战的体会。而这种悲情，从安溪县＝局局长方贞群深锁的眉头中再次印证，“犯愁，真的很犯愁”。
几乎每个手机用户都曾收到类似的短信：“您的手机号码幸运地获得了××公司的大奖”：“您的银行卡在××超市被刷××元”：“您获得了××税务局退税××元”，下个环节无一例外是让你与某人联系，提供银行卡卡号和密码，对方会“打钱给你”或“为你的消费行为查询”。如果你泄漏了“天机”，卡里的钱转瞬间就被划入骗子名下。
目前，全国只有青海、西藏、贵州没有出现此类案件。2003年－2005年，是短信诈骗发生的高潮期。在深圳，警方一个月曾接到402个报案；在温州，一条短信骗走了某女士53万元。现在，几乎每个柜员机旁边都贴出了“谨防短信金融诈骗”的“紧急提示”。
而这正是骗子们最忙碌的时候。当地一通讯店的老板林先生说，“2004年初，安溪的行骗者喜欢在附近山上作案发送短信，那时，站在山脚下向山顶远眺，可以看到许多忙碌的身影。”
“一个团伙一般由头目和3－5名负责发送短信的‘小工’组成。有些头目还同时扮演公证人员、银行职员甚至警察。大团伙里，‘小工’数量可达几十个。”这位人士说。而该县刑侦大队重案中队郭队长分析道，为了安全，团伙往往由亲友组成，所以夫妻档、父子档、兄弟档最为普遍。即使是“小工”，也要有乡土的裙带关系。
一些未成年人因为扭曲的亲情和缺位的法治意识，牵涉其中。安溪县＝局提供的资料显示，在2004年抓获的196名嫌犯中，未满18周岁的有16人。另外，还包括5名小学教师。
“以往由于这些团伙吸纳了不少年轻人，原本人口就不多的魁斗镇一度曾闹工人荒。”魁斗镇黄副书记曾对记者透露。
骗子靠手机短信“群发器”传输信息，并配备电子网络接传输设备。短信发送器———俗称“土炮”———巴掌大的一块电路板。它一端接在电源上，另一端接在手机上，启动后，“土炮”会按照设定的程序自动识别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，并自动发出短信。同时，嫌犯还利用了通讯行业“一号通”等业务。这个业务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号码下面挂多个电话号码，也可以将坐机号码和手机、小灵通的号码“绑定”。所以，看似拨打的固定电话，其实对方是在接听一个手机或小灵通。一直以来，开通“一号通”和办理手机卡没有采用实名制，也给侦破带来了很大困难。
安溪县一通讯店老板告诉本报记者，2004年诈骗最为疯狂时，当地滋生了许多为其服务的关联行业。比如有专卖“土炮”的，专制作假身份证的，专门收购异地银行账号转卖的，还有贩卖异地手机号码的，甚至有银行前代取赃款的临时工。
诈骗衍生出的违法行当大多打着“通讯店”的幌子。县城里有一家××通讯店，尤为当地人熟悉，2005年，在一次＝部门的专项打击中，一下子搜出了7箱“土炮”，每箱约60个。该店主，以正常生意为名，有恃无恐，据说一年内神奇地从派出所三进三出。
近两年来，因为安溪对于手机短信诈骗的高压政策，相关行业不再“辉煌”。“以前每个月，至少销售超过300个号码，而现在业务量减少了1／3多。”这位老板回忆说。同样被波及的还有通讯公司———知情人士估算，安溪移动每年的营业额上亿元，但目前短信这块每年减少了2000多万收入。县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也正经历着这种难耐的萧条：早些年，几十辆车总是被暴发的诈骗者们一租数天，充门面和行骗时的派头。现在，一天甚至一辆车都租不出去。
但依然有通讯店的老板断言，“即便是现在，如果你是当地人，只要有熟人指点，在市面上照样可以买到所有作案用的工具。”
在目前的安溪，仅县城就有约200家通讯器材店。如果加上乡镇的，估计超过500家。沿着一位通讯器材店老板的指点，在一个安溪最普通的街口，本报记者就发现6家通讯器材店。而这个县城，城镇人口不过20万。
2.重症猛药全民战争
从2003年起，安溪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的行动就没有停息———县＝局的重案中队，不是重点针对杀人、抢劫等恶性犯罪，而是专职负责打击诈骗；县里的看守所———约能容纳600多人———诈骗者一对患据了1／3强。
“重症需要下猛药。”县＝一位官员说。
第一剂是：“手机实名制”和“银行账号实名制”。即本地购买手机号码、银行开户，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和个人资料。但诈骗者很快从外地购卡，这一招被消解于无形。
第二剂是：通讯部门对本地手机号码（外地手机号码无法监控到）“群发”的信息数量进行监控。本来利用“土炮”每小时可以发送7000多条短信，但监控后，同一手机号码一小时发送的信息数量超过规定的60条，该手机卡就马上被报废。
这一招成绩斐然———安溪县＝局副局长曾对外公布，2004年以来，在通讯部门的配合下，该县报废了9000多张可疑手机卡。但很快又有人提出疑义：普通用户若是正常用途，完全也有可能超出60条，如此限制涉嫌滥用职权，这让通信部门颇为头疼。
最近的手段，便是关闭全县银行柜员机，强制诈骗者必须出具身份证明才能取到赃款，而这无疑可以使警方多了一道查处的可能。但第三剂猛药也引起坊间的埋怨，尤其是外地赴安溪做生意的人，倍觉不便，终究捅到了媒体上，被指责为“新时期＝惰政的新样本”。6月初，柜员机被迫重新开放。
此间，一种最为原始的人海战术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———“地毯式排查，一个角落不丢，一个人不落。”长坑乡党委书记刘金进解释说。长坑乡一官员告诉本报记者，“摸底排查花费了乡里50％的工作精力。”
在长坑乡办公室，被排查的村民资料档案超过2米。一份份盖着章、签着名的责任状张贴在墙，将打击任务分解到量，责任到人，并对打击不力、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实行领导人一票否决制，列入一把手政绩考核指标。
县督察组干部、乡干部、村干部、警察、党员，还包括德高望重的老人，“能动员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，逐家入户排查，每个人的收入状况、个人资料、居住地、打工地、单位，悉数登记在案，一一存档。”刘金进说，“发现可疑情况，立即处理。”
乡派出所勾勒出了一张可疑者的“特征图”，包括：有案底负案在逃的，有犯罪前科的，经济来源可疑的，群众反映行动诡异的；还有家中充电器、通讯工具较多的；以及其他情形——包括突然外出、取款巨大的等等。
每逢节假曰，派出所民警则有意识地在各村落的入口处设卡，对可疑分子进行盘查询问，配合突然的家庭搜查；或是在村落重要地点，便衣巡逻，尤其注意携带通讯工具的形迹可疑者；或是在乡镇的网吧、银行、邮局等固定地点埋伏守候，寻找可疑对象。“所谓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。”刘书记说。
“这些虽然增加了诈骗者的的犯罪成本，”县刑侦大队重案中队林副队长说，“但不能治本，而且会逼迫他们转移。”
安溪警方期待的是，“全国推广手机卡号实名制和银行账号信息的实名制，像某些国家一样，建立公民的相关信息诚信档案，任何蛛丝马迹都可顺藤摸瓜。”而长坑乡正试图建立村民诚信档案，算是中国诚信制度缺失中的微薄努力。
